十九世纪柏林绒绣的传播，伴随着一种能够单独流通的纸上商品。V&A将它归入计数线绣，说明图样印在方格纸上，纸格对应底布的格子。这种记录把一幅设计放在可以携带、购得的单张纸上；采用它的人得到的是有位置关系的图样，而不是已经完成的羊毛绣片。莱顿纺织研究中心的资料进一步揭示，同一类图表还走向了羊毛以外的用途。

纺织研究中心记述，早期图表在纸或卡上印出网格，再按预定图案手工着色，后来发展为机器印制。这里变化的是图样载体的复制与供应方式。手工着色的图表和机器印制的图表都保存图案在网格中的安排，却属于不同的图表生产阶段；不能仅看到彩色格纸，就把它们统称为同一种印刷成品。这也使图表成为有自身历史的纺织设计资料。

V&A特别提到，这些早期图样大多以价格较易负担的单张纸供应，并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大量流行。馆方记录，到一八四〇年已有超过一万四千张被进口到英国。这项数字指向图样的流通，不是已经绣成的靠垫数量。单张形式意味着图样可以先于具体家居织物到达使用者手中，设计的传播因此能够与某一件家具覆盖物的制作分开叙述。

毛线仍是这段历史的重要一端。V&A说，柏林绒绣通常在canvas底布上使用单类针法，传统上以多种醒目的羊毛色调形成具有立体感的视觉效果，并用于家具覆盖物和靠垫。此处材料的颜色与家居用途连在一起：纸上已安排的色块，在成品中由不同颜色的纱线承担。馆方所谓立体效果是对该风格的文字描述，不等于织物本身成为立体雕塑。

纺织研究中心的展览导言则打破了图表与羊毛的一对一关系。它明确说，同样的图样曾被用于针织及珠饰设计。这让图表的作用比某一种纤维名称更宽：设计位置可以延续，承载它的材料和成品类别却能够变化。与只追问用了哪一种羊毛相比，追踪图表在哪里再次出现，更能显示十九世纪图样如何跨越不同装饰用品。

该中心所列一件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作品，文字图注同时记录了玻璃珠与羊毛线。这是两种材料出现在同一件作品中的具体记录，并不只是把针织、珠饰列成几项可能用途。V&A另外列出赫茨与韦格纳约一八六〇年的图样，以及莎拉·布兰德约一八三六至一八五四年的图样。它们分别保存设计者及时间范围，使图表既能作为传播的载体，也能作为具名设计记录被研究。

资料来源：
[1] [Embroidery styles: an illustrated guide](https://www.vam.ac.uk/articles/embroidery-styles-an-illustrated-guide)
[2] [Berlin Wool Work Charts](https://www.trcleiden.trc-leiden.nl/trc-needles/tools/design-transfer/berlin-wool-work-charts)
[3] [1. Introduction to Berlin work](https://trc-leiden.nl/trc-digital-exhibition/index.php/berlin-work-charts/item/153-berlin-wool-charts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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